把法作这样的划分是科学的。

事实上，社会法的内涵从保障弱者的生存权发展为提供和促进社会福利，是福利权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意味着福利需求是可要求的或可主张的，而且是要求公权者积极作为的权利。关于这种关系的社会法观点来源于社会法的本质和它对个人作为社会性生物的目标，社会法使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个人的社会差异性和他们的社会强势与弱势地位，[124]因此它是一种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关系的‘二次分配法，而不是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法。

但他后来又说：目前看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改变这一主张了。[49]但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法是指规范以受薪者或者独立劳动者身份出现的社会成员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的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法律部门，[50]其体系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在经济领域，国家常常通过立法，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促进社会一般人的福利，以改善社会全体的生活。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自动消除垄断、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等问题，具有公、私法融合性质的第三法域的法包括经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法和社会法等在19世纪以后迅速崛起，并且与公法、私法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当然，和其它学科一样，社会法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66]参见郑尚元：《社会法的定位和社会法的未来》，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也就是说，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只是一种形式，由于主体的实际地位不平等，占有资源不同，使得实质的不平等取代了形式上的平等，不平等被掩盖在形式平等和表面平等之下。人与人格的分离使人格这种面具可以根据社会需要戴在团体脸上，使其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并可以像人格人一样参与各种民事活动。

人工智能超强的智能蕴含巨大的风险，必须处于人类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只能是法律关系客体而非主体。笔者认为，无论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都要回答以下问题。意思自治不可能在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实现。[36]杜严勇：《论机器人的权利》，《哲学动态》2015年第8期。

先天的形式是人类特有的人心的机能、思维的能动性，这形式不涉及独立于人的意识的什么东西，它一定属于人的意识，它来源于人的理性，是先天的。人因为有理性而具备立法的能力，并具备遵守自己所立的法的能力。

[38][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在笛卡尔看来，成为一个主体必须转向自身，否定外在的一切标准，从自己那里找到世界的根基，并且，这样的根基必须能得到思维的确信。[21]在康德的理性哲学中，有理性的生灵叫做‘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一个对象，或为法律主体，或为法律客体，不可能成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间状态。

……如果赋予智能机器人电子人格(Electronic Personality)，让其可以享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并可以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包括对其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人们现在担心的很多责任问题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17]崔拴林：《论私法主体资格的分化与扩张》，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人工智能没有自我意识，它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行为的目的和意义。[1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9页。

因为即使承认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并将创造物赋予它，该创造物也将不能最终由它享受利益。[50]曹源：《人工智能创作物获得版权保护的合理性》，《科技与法律》2016年第3期。

因此，法律上的人，其哲学基础是理性。依据康德哲学，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具有血肉和欲望的动物，人是一种自然存在，具有自然属性，受制于自然法则，处于受支配的非自由状态。

即使人类可以在人工智能系统输入法律程序，装有法律程序的人工智能也只能是被动遵守指令，而非有意识地主动选择。[6]参见张建文：《格里申法案的贡献与局限》，www.iolaw.org.cn, 2018年11月5日访问。[25]人类自古皆结成团体而生存，而团体享有法律上主体地位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显然，作为人类发展之需的工具并非都可以成为法律主体。人工智能超强的智能蕴含巨大的风险，必须处于人类的支配和控制之下，人工智能只能是客体而非主体。动物也具有自由，但是动物的自由是在本能控制下的病理性的(可以通过临床观察来研究的)和被迫的自由，是为必然性所支配的自由。康德哲学中的理性，不仅指人类认识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

当精神、意识不再为人类所独享，似乎主客体之间这种不可逾越的鸿沟发生动摇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43]同前注[37]，司晓、曹建峰文。

一旦人工智能有了思维，有了情感，有了自由意志，那么他们算不算人类已经不重要。2006年，南非最高法院在Haupt v. Brewers Marketing Intelligence(Pty)Ltd. and Others案中重申了这一法律立场。

人类是无私地促成这一刻的到来，是自私地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还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人类或许应当未雨绸缪，慎重面对这可能是人类最后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法律应当赋予人工智能以人的地位，还是否认其主体地位？[1]当前思考这个问题并不过于超前。其二，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无益于人工智能损害赔偿责任承担问题的解决。

[27]参见尹田《民事主体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其一，实体性基础，即存在可被赋予法律主体地位的团体。中世纪，人的存在是为了显示上帝的伟大。[17]人的自由意志既体现为自由，也体现为自律，自由即自律。

康德道出了人与其他生灵和物质的区别——人具有理性。笔者认为，对于低端智能化的人工智能产品如家用扫地机等，适用普通物(产品)的法律规范即可。

[25]同前注[11]，漠耘书，第229页。[50]熊琦认为，人工智能创造物是遵循人工智能软件设计者意志创作的产物，权利归属应借鉴法人作品制度安排，将人工智能的所有者视为著作权人。

主体资格，[8]又称人格，是法律赋予那些具备一定条件的适格者使其成为法律上的人，进而成为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享有者、义务和责任承担者的资格，[9]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实体要成为法律主体应该具备的条件。[22]人是目的，这一看似简单的判断，道出了人的本质，具有重大的意义。

人工智能不具有人类情感。转引自孙伟平：《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哲学研究》2017年10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创造物的归属已成为一个现实且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康德认为：有理性的生灵叫做‘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

目前的深度学习算法允许人工智能从数据中学习并推演出新的规则。人工智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高级工具，将其作为法律客体符合人是目的，物是人实现目的的手段与工具的基本定位，有利于人类能动地支配人工智能实现自身目的。

这意味着是学习算法(Learning Algorithm)而非程序员创建了新的规则，人工智能就是利用这些新的规则驾驶汽车或运行其他机器。[34]Pompeii Estates, Inc.v. Consolidated Edison Co.，397 N. Y. S.2d 577，580(N. Y. Civ. Ct.1977). [35]参见钟义信：《人工智能：热闹背后的门道》，《科技导报》2016年第7期。

[46]受英国影响，南非1978年《版权法》也规定人工智能创造物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作者同样不是人工智能而是对作品创作进行必要操作的人。[43]如前所述，法人制度的最终确立除了取决于实体性基础和法技术基础，还取决于实益性基础，即承认团体人格有无必要。